小学腐败真有二月河说的那么严重吗

风青杨 文

作家二月河近日在谈到反腐时表示，腐败甚至渗透到一些地方的小学和幼儿园。“有的幼儿园小朋友和老师说，阿姨，我爸在煤电公司工作，你要是缺煤了就和我说一声。在小学阶段，一些小学生晋升班干部享受特权，可以免交作业。”(新京报）

对此，某网站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：“从幼儿园开始就得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送卡送钱，这个你们不知道么？”显然，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。这么些年来，尽管大家都知道给教师送红包不正常，尽管相关部门也少不了一禁再禁，但似乎收效不大。有人说，现在给老师送红包，在小学已经蔚然成风。几乎每个家长都送，所以剩下几个不想送或没有能力送的，最终也不得不随波逐流跟上大家一起送。试想，别人都送了，你不送，老师会怎么看待你和孩子？

别人的家长送了，孩子得到了老师的关注和厚爱，自己的家的孩子，很可能会因为没有送而受到老师的冷遇和歧视。每个家长是宁愿自己受苦，也不愿孩子受罪的，所以，在攀比和从众思想的支配下，家长不给老师送红包的，反倒不多见了。于是乎，一到重要节日，大大小小的网络、论坛或者QQ群里，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周围，总会有人“固执地”在打听：要不要送？送了吗？送多少？

众所周知，上学难已和看病难、就业难、安居难一道被列为四大民生难题。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极其混乱的背景下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“有钱就上好学校”已经被大多数人视为正常的客观存在。特别是在选拔成分较低的中小学，靠家长的人脉、金钱资源为孩子“博”得“好的人生起点”已成大多数家长之共识。而对于大多数家长无力为自己“打点”的家境贫困的孩子来说，就只能任凭教育部门安排和“派遣”了。“有关系上好校，无关系听天由命”的失范教育格局无疑成为中小学腐败案滋生的温床。

小学生家长给老师送红包也是有理由的，比如：调座位。小学里的排座位很有学问。如果老师“一刀切”，就按成绩排座位，家长也没办法说什么。但是，这种方法，学校是不赞成的，特别是在低年级的时候。所以，大多时候，老师排座位是根据学生的个头、学习、视力、性别等情况，通盘考虑的。每个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坐在前排，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和学习好的学生坐在一起。可教室里的座位是死的，因此，为了让孩子有个好座位，家长也是要费一番心事的。

再加上，小学生受老师的影响更大，所以家长们都非常重视和小学老师处好关系，孩子越小家长越希望得到好的照顾，愿意用送礼的方式来拉拢老师。另外，教师的各项活动，都和经济利益挂起钩来，连正常的教学也有“课时补贴”。常常课堂教一半，“家教”讲一半，“逼迫”家长乖乖就范，“自愿”交纳不薄的“补课费”。至于晚上“赶场子”，夜里“搓麻将”，节假日“收礼品”，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有的小学老师品行不佳，每逢老师节、中秋节、元旦等节日甚至会做出暗示向学生索要礼品。

下面看一组足以使这些“教师”们无地自容的事实。在丹麦，圣诞节或教师过生日，可接受学生5元以下小礼品，但严禁向学生索要或任何形式的暗示行为，同时规定教师要在适当时机以等额礼品回赠学生；在韩国，教师节时可酌情收受学生赠送的手绢、袜子等小礼物，但事后须向校长报告，并回赠学生文具或书本等；在博茨瓦纳，教师因调离工作和学生分别时，才可接受学生赠送的咖啡蛋糕等小食品，但须和学生一起分享……这些富有人情味的举动并不特别，却能让师生之间的美好关系得以升华，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的校长和老师们就想不到呢？

面对这种礼“上”往来的社会流行文化，想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知道了这种“教育潜规则”，可却很少见到对“送礼节”的认真规范和严肃查处。一方面是社会送礼行为的变本加厉，一方面是教育行政监管的视而不见。这种日益恶化的教育腐败与行政部门的作为缺失，应该很有关系。